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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对号贩子危机的一系列回应,我们想点个赞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3-15  来源:zcfaVc  浏览次数:19
核心提示:关于北京对号贩子危机的一系列回应,我们想点个赞文/王建秀(医疗传统领域变革的独立观察者。 tougao@geekheal.com)年后,为了


关于北京对号贩子危机的一系列回应,我们想点个赞
关于北京对号贩子危机的一系列回应,我们想点个赞

文/王建秀(医疗传统领域变革的独立观察者。 tougao@geekheal.com)

年后,为了应对号贩子,北京市属医院优化就医秩序的行动开始了。最早开展行动的是同仁医院,实施了国家重点专科眼科和耳鼻喉科门诊普通号号源不限号的政策,安排了日间普通门诊和晚间黄昏门诊,取消了医生个人手工加号,预约复诊患者统一到门诊一层预约,医院还安排了 17 名导医、79 名保卫人员和 40 名行政志愿者。

此外,以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出名的北京天坛医院首先开展了专家团队工作模式。医院组建了王拥军、张俊廷、冯淘和张东为核心的专家团队,这些团队涉及脑血管疾病、肿瘤、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每个团队由6~8 名副主任和高年资主治医生构成。知名专家本人不再对外挂号,实施团队首诊制,由团队成员接诊患者、如果符合转诊标准,再转诊到知名专家。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规划,2016 年年底前,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口腔医院、儿研所等 22 家市属大医院将取消现场放号,全部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患者将只能通过网站、电话、手机 APP 等方式预约挂号,并在预约过程中同步完成挂号缴费,医院内部参与倒号将追责院领导。同时,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和同仁医院至少有 3 家医院会组建 15 个知名专家团队,他们或者以专家名字命名,或者以病种命名。

这些做法引起很多担忧和抗议。担忧之一是认为不限号政策会引发无数就医需求,医院难以承担需求压力。政策实施第一天,同仁眼科医院某大夫的微信说,“上午 10 点钟挂了 700 个号华丽丽的熔断了”。针对同仁医院的负面批评随之而来,这些舆论认为只有增加供给、培养合格的医生才能解决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越是这样票贩子越多,不改变公立医院垄断的局面,票贩子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担忧之二是认为实施全面预约增加了患者就医难度,反而会让黄牛变本加厉。担忧之三是老年人不会使用 APP、微信和电话挂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负面批评让当事医院承担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限号政策”第一天,排长队的照片到处传播。事实上,后续批评并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形——新政推行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很多人按时来排队,并不明白需要预约,而且春节后开学这段时间原本就是同仁医院的人流量高峰。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安排更多导诊详细为患者解释,就能解决问题。对于医生吃不上饭的描述并不符合实际情形。根据医管局发布会透露的信息,同仁医院普通号源只占所有号源的1/3,当眼科普通号 700 个门诊号挂完后,考虑到已经到当日门诊接诊的上限,医院开放挂第二天的普通号。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新政策推行的第一日,所有挂号出的号源,有一百多个号尚未就诊,因此西区眼科门诊普通号诊室也在 4 点半左右正常收工。

总结一下目前舆论怪圈,当说需要解决管理和技术问题的时候,大家骂的是体制问题。当说需要解决体制问题的时候,大家骂的是没有人可以解决管理和技术问题。对于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式,缺少理性和建设性的思考。

票贩子的问题首先涉及到优化服务流程。其次是医疗服务结构的体制问题。解决这两类问题一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能混淆在一起。一切危机都是转机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改革和进步的机会。事实上,北京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喊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强力执行的公立医院诊前优化。

全面推行预约制度、优化结算流程是实实在在的做法,可以最大程度解决流程中的弊端。预约制度的做法并没有增加患者的就医难度,而是让就医回归正常的秩序。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预约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英国公立医院的 Waiting List 通常会很长,非急诊病人都要按先后顺序排队,当然英国解决一般疾病通常是先由私人开业的家庭医生来解决。优化结算环节,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诊间患者排队缴费的时间。温医大附一院单日门诊量过万、却能实现门诊零排队,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医院的做法是:实行全面预约制度,这可以最大程度解决门诊大厅排队的问题。推行实名制就诊,用身份证挂号,并和患者病历和健康档案挂钩,这可以解决患者挂号和就诊身份不同的问题。医院还利用就诊卡实施诊间结算,就诊卡绑定了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解决了缴费过程排长队的问题。

专家团队服务模式,其实是在优化供给模式。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医院大科室下分出若干小团队,每个小团队各自负责自己的患者。如果继续优化这种模式,团队内“顶尖医学专家+医学专家+临床护士+医学助理”的服务模式就会初步形成。第一,可以实现团队内的分工,过去医院是大庙,科室是小庙,大家是单打独斗的,现在是团队合作,有效实现内部分级转诊。第二,这种团队工作模式有利于专家品牌建设和医生阶梯式成长。第三,随着编制取消,可以进一步考虑团队签约服务模式,医院会逐步发展成为各个团队执业的平台。第四,每个小团队之间可以形成多学科合作模式,而不是简单地会诊模式。

这些管理和技术问题逐步解决后,接下来才能一步一步解决体制层面的宏观问题。

首先能做的是调整医生收入结构。医药分开改革后,医生劳动价值

体现并不充分,如果按照医生在《就算同仁医院被挤爆,我们也应该坚持不限号》这篇文章里的描述,主治医生 42 元挂号费,拿到手里的只有 3 元,这种收入结构和过去没有太大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是医院支付的药品和耗材成本过高,只有挤压出这里的水分,医院才有可能用更多结余支付医生工资。接下来随着改革深入,公立医院进一步取消编制、取消医院和管理者的行政级别,人事和薪酬制度调整空间就会更大。编制取消后,医生自由执业的枷锁也就打开了,继续鼓励基层私人开业,患者在不愿意排队的时候就会有更多选择。最后一步,要想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需要培养更多合格的专科医生、全科医生,从这一点来说,即将推行的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护士培训等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总而言之,公立医院票贩子的存在是一个表面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来,特别是调整体系问题需要时间,否定+否定的思路并不能改善就医秩序。

本文为奇点原创文章(公众号:geekheal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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